丢失的存在

时间: 2019-09-23    阅读: 1060 次    来源:
作者: 杨献平

 进入腊月,尤其到最后几天,对于在外的人而言,所有的方向,大致是自己的家乡。所谓的腊月是何意,起初不知,查资料方才明了。就这一点来说,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已经淡漠得很久了。在全球化语境乃至科技后来居上的生存环境中,人的身心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换与转变,生活上也发生了深及骨髓的挪移与重建。

东汉学者应劭所著《风俗演义》说:“腊者,猎也,言田猎取禽兽, 以祭祀其先祖也。”另外,“腊”字还有新故交接之意。这些年来,我少小从军,现在客居成都,也差不多30年光阴了。几乎每年此时,都在回家、不回家过年这件事上心犯踌躇。

所谓的故乡,其实是自己出生之地,即父母将自己带到人间的片隅。它可能小得无法转身,但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,使得每个人都在心和灵魂当中印下隆重的胎记。现在高铁通了,成都到邢台也就7个小时。一大早上车,一路飞驰。从常青的蜀地而荒寒的关中,再结冰的黄河之后, 便是冀南地界了。

看着窗外迅速闪过的大地,以及大地上的城市、城镇乃至荒草野岭, 人为的和自然的,一切都那么固执、零碎与面目迥异。当然,也看到不少坟墓,新的旧的,几乎都在人居不远的地方。我奇怪地想,人真的有灵魂吗?在他们的年代,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实生活?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愁喜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和表达的呢?再多年之后,我们这一代人也入土为安,这个世界会再度变换成怎样的一副模样?

 

 

 

如此问题,其中带着无尽惆怅。我也知道,人在大地和天空下的更替,看起来是一种自然行为,其实是宿命。就像我们父母的父母,父母父母的父母……在纷乱、流离乃至安居之中,那个真正把我们带到人世的先祖,已经无法确认他的出处和名讳了。

邢台下车,落日正在平原的西边缓慢下陷。弟弟带着两个侄女开车来接。这样的待遇,也是这几年才有的。七八年前,弟弟买卡车搞运输, 算是运气不错,挣了一些钱。他后来对我说,买台车,你和嫂子侄儿一起回来,用起来方便。现在的乡村,已经与城市日渐趋同。尽管是表面的,但相比20世纪末叶甚至21世纪初,已经是大大进步了。

见到母亲,当然是一阵欣喜。尽管生活有诸多不如意,甚至创疼、屈辱,但有母亲和亲人, 再受伤的心也是稍可安慰的。弟弟修建的房子又大又新潮,可母亲还是愿意住在老房子里。黑夜开张后,和母亲坐在柴火的炉子边,边烤火边吃饭。

如此几天,便就是除夕了。夜里,炒了几个菜,与弟弟喝酒,把弟弟的孩子们也叫在一起, 给他们发红包。母亲推脱不要,我说必须要,强行塞进她衣兜里,再给几个侄女侄儿发了。那一刻,我觉得十分开心. 春节就是要血缘浓郁的人们聚在一起,用某种看起来烦琐的礼节与仪式, 来加强和巩固这种关系,进而使得家族团结而又有活力与弹性。

大年初一要早起,而且起得越早越好。按照风俗,谁家起得早,谁家便会一年兴旺,且会在全村人家当中事事独占鳌头。我小的时候,除夕晚上,总是舍不得睡觉。即使强行被按进被窝, 也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。每醒来一次,便问父亲几点,是不是该起床了?父亲性情朴拙木讷,总是很顺从我和弟弟,开灯看表。

到半夜两点,我就知道,再也不能睡着了。一睡着,说不定一觉就到了四五点钟。那时候, 其他人家早就起床,在院子里燃放鞭炮了。辗转反侧之后,听到鞭炮的声音,便一骨碌爬起来。

 

 

 

不论是谁家先起床,总要点着一枚威力不怎么大的花炮,丢在门口,炸响之后,方才可以开门。意思是,花炮一响,那些飘荡或者蹲在门口的不干净的东西(意为邪神和鬼怪之类的)就会吓跑,这时候开门出去,就不会受到侵扰。

现在,这道“工序”早就被省略了。2019年大年初一早上,我起得最早,是凌晨4点钟。按照旧俗,先在我住宿的弟弟家院子里燃放了一挂花炮,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在空荡荡的黑夜显得突兀而又怪异。随后,我又去母亲住的院子里燃放了一挂。再去我早年母亲分给我的,已经很久没住人的院子里燃放了一挂。

父母分给我的房子在最上方。除夕入夜时分,我就把门口的灯泡打开了。这样的意思是只要是房子,不管住不住人,除夕夜里都要开着灯。在乡人看来,灯火就是人间烟火,就是生活的象征。

此时,弟弟和弟媳妇也起来了。母亲也打开了门。我去洗漱。洗了的水不能泼出去,即便夜尿也是如此。在中国乡村传统中,有句话说:山管人丁水主财。倘若泼了倒了,这一年便会损失钱财。要等到太阳升起才可以。

这种观念和习俗至今被村人坚持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,在对待家人(生命)和钱财方面,村人依旧是谨慎的。此项规矩的不容易丢弃或者破坏,大致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关联太深的缘故。

接下来,男人和孩子燃放鞭炮,女子们则负责烧水煮饺子。不一会儿,冻硬的凉水就开始咝咝发声。饺子下锅,捞出来第一碗,是要敬拜天地灶神祖宗等,再去村子边缘的土地庙中上供, 人才可以吃。现在,因为母亲信仰基督教,弟弟一家又没有明确信仰,这一切便省略了。

我们家算是全村起得最早的。这个自然村, 一色杨姓,统共100多口人。以前,人都住在老村里。家家户户,门对门或者屋背屋,东边咳嗽西边土落。尽管都是一个家族,但矛盾和摩擦不断,甚至有打架斗殴的,也有一些至今难以言说的恶性和诡异事情发生。大约是30年前,我家第一个搬出老村后,陆续有人也搬了出来,纷纷在村外靠近202省道的地方盖了房子。

我继续放鞭炮,先是长的花炮,几千响,“噼噼啪啪”地炸响了两分钟的样子。后来是二踢脚, 二踢脚威力大,先在地面爆响一声,然后被弹到十多米高的空中再炸响一次。侄子11岁了,我喊他出来放炮,他哼哼唧唧不来。这和我小时候完全不同,那些年,大年初一,我最盼望的就是放炮。

 

 

 

倒是前些年,我和儿子回来,儿子仍旧保持了和我一样的爱好。大年初一早上,兴高采烈地和我一起燃放鞭炮,即使小手冻得通红,也兴致不减。我记得,即使我们还在西北沙漠部队的时候,儿子也很热爱这项娱乐。2018年,他坚持要回甘肃姥姥家去,今年又是。老人们常说,谁养跟谁亲。

可令我不明白的是,侄子怎么没了燃放爆竹的兴趣呢?仔细想想,大约和弟弟一家对春节的逐渐淡漠导致的。而弟弟的淡漠,其中最大的原因,是近些年来,村人逐渐放弃了古老的传统, 进而把春节只作为一种不得不过的节日,应付的成分大了的缘故。

以前,不管有再大的怨仇,在大年初一这一天,双方都不会故意找茬闹事。对于春节,大年初一,一年第一天,人们是怀有敬畏和期颐之心的。正如老人们所说,初一不好,十五强不到哪儿去!

这一切的改变,尤其是作为一年最重要节日仪式感的崩溃,是传统文化乃至乡村精神中最大的嬗变。人们再没有了过年的兴奋和庄严。这其中,除却经济条件上的好转与物质生活的丰裕等因素,不能说不是乡村精神文化的一种失落。人们在注重一家人团聚、和美的同时,主动地省却了一些看起来腐朽的繁文缛节,导致了当下北方乡村春节的“年味”与仪式感、庄严性的一再丧失。

 

 

 

一种文化没有了仪式,一方地域人群没有了古老的敬畏感,这说明,我们的传统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就拿信仰来说,从前的南太行乡村多的是万物有灵的道教理念及其禁忌、习俗等,且几乎是人人奉行。可现在的南太行乡村,基督教、天主教的蔓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
宗教从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,然而我发现,传统中的儒释道思想,是最讲究传承的,构成了中国人“仁义礼智信”的道德基准与思想规范。一个家族、一个村子的兴衰荣辱,大抵是与其人群、成员是否恪守“道统”,即敬天悯人、忠孝仁义、仁善舍施有直接关系。而现在,人们逐渐抛弃了这个理念。

4点50分,天还没亮。星辰寥落,宛若南太行村庄过年时才有的一串串灿烂灯火。这样的日子倒是惬意,能够看得到星辰,时常被日光照耀的地方,该相对明亮一些吧。

吃了饺子,我和弟弟带着二侄女和侄儿去拜年。我们一行四人,先到92岁的大大娘家。她信佛,满头白发,耳不聋眼不花,一见我和我弟弟,认得很清楚。去年春节前几天,我去看她, 给她100元钱。这一次,她对我说,我把你的钱给了寺庙,帮了该帮的人,你看看,这功德有多大啊!事实上,我也知道,大大娘儿女众多,也都混得不错,自然少不了孝敬她。再去88岁的三大爷家。虽然只有他们老两口住在多年前的老院

子里,但布置得很喧哗,彩灯彩旗一类的,很是招展和炫亮。进门,三大娘说,三大爷去土地庙烧香了。现在,村子里像三大爷这样信仰不变的人已经很少,恐怕就只有三五家。其他的不是信了基督,就是天主,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教派。我觉得,三大爷一家的这种自始至终的信仰令人敬佩,在没有人坚持的时候,他们依然不变,在更多人变换了信仰的时候,他们不为所动。也唯有这样的人家,才使得我能够体验到幼年时过年的那种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。

主要是去辈分和年龄比我和弟弟大的人家拜年。进门,寒暄,然后磕头。一般人家都会说, 来了就好了,不用磕头了。这其实是客套话。我小的时候,觉得磕头不好。男子汉大丈夫,跪天跪地跪父母,其他人则不用,应当引以为耻辱。现在则觉得,磕头,是感恩的一种方式,而且是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那一种。尽管这磕头里面, 也包含了诸多的不情愿,甚至违心。

 

 

 

正如事实,一些人的德行并不足以承载另一个人的跪。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,德是一个很高的修为,这种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。作为一种传统,我现在才意识到,磕头当中,既包含了感恩, 也包含了劝诫。

天刚蒙蒙亮,我和弟弟已经转完了全村所有能去的人家。有两户人家,我和弟弟多年没去拜年。其一,也算是血缘上最近的长辈,但因为一些隔阂,他们家里又出了人祸,我想了想,还是不去为好,怕他们说我和弟弟幸灾乐祸,去看他们的笑话。倘若放在十多年前,我可能真的会有些幸灾乐祸,但现在,我深刻体验和知道了人生无常、祸福难料的本质,从而对幸灾乐祸、落井下石这种行为,表示了最大限度的鄙夷。也觉得, 不管从前再大的怨仇,盼望大家好,平安富足, 是人之内心应有之意。当然,如果他们能够因此而觉醒,认识到人生的种种不测,乃至时刻保持一颗善心,便是最好的了。

可一个人的觉悟,完全来自文化上的自觉。而这种自觉,要建立在一定阅历和学识之上,否则,作为一个农人,尤其是习惯了乡村原始生存和竞争的人群,恐怕是难以做到的。

也有人到我家拜年,给我母亲磕头,我在旁边站着。令我尴尬的是,一些小辈居然没给我磕头。我心里有点不舒服,但想想也对。这么多年了,我几乎成了外乡人,可能是他们下意识里忽略了我。也可能,是我没带老婆孩子回来,算不得一家人,他们才忽略的。想到这里,心里也有些伤感。

日出之后,群山明亮,干燥的乡村到处阳光崭新。几个堂哥聚在我家喝酒,他们来,也是看得起我的一种表现。乡间有诸多的潜规则和不言而喻。自古以来,乡村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, 其中虽然有贫富差别,但基本上运作方式是一致的。如近邻之间的日常交往规则,与外姓和本家打交道时的方式甚至说话口气等,都是完全不同的,有着许多讲究。

我极力劝酒。我总觉得,不劝酒是不对的, 自己不陪喝也说不过去。我已经厌倦了喝酒,再好的酒也喝过了,但乡亲们来我家里,我不喝, 好像有些失礼。最怕的是,乡亲们说我傲慢、装蒜,看不起他们,背地里说我不识抬举,等等。

酒间说话,无非是家长里短,但谁也不会臧否邻人。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。一则不愿在众人之间指摘他人,以免引发纠纷;二则不能将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想法示于他人,恐遭他人捷足先登或者从中作梗。

因此,众人聊谈的,都是大而无当、笼而统之,以及普遍的问题和现象。

其中,对孩子读书的重视,依旧是每个父母的心愿,而且坚定不移。我也说,读书是最好的出路,即使没找到好工作,读书也是人生自我成长乃至不会失掉的底线,明是非、懂人世的唯一途径。再就是村里的经济,我们村庄这一带不缺乏旅游资源,诸如明长城遗址、张三丰修行处、八路军129师活动场所等十多处人文遗迹,都可以开发利用起来。前几年,有的人跃跃欲试,但都无功。抱怨说,这个事情,不是个人可以搞起来的,还是需要政府有眼光,否则,一切都是白搭。

大约从2000年开始,与我们村子相邻的邢台县、武安市等地,不过咫尺距离,一个个景点被开发出来,逐渐形成了规模。不过几里就有一个景点,以及相关配套的设施。每年的春夏秋季, 省道上车来车往,昼夜不停,各个景点也是人满为患。唯独我们这一带,夹在其间,毫无动静。现在的村里人,大多数人靠的是板栗树挣一些钱,再就是出去打工,好一点的,是买卡车搞运输,在市里开个小饭馆或者门市等。

村民最大的忧虑,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如何安排,去哪里工作。离开邢台市和邯郸市,他们就觉得太远了。尤其是闺女,都工作在本地,然后嫁在本地,待自己老了,有个“指望”。我对他们说,孩子孝顺,远在天边,也会对父母好;不孝顺,即使不嫁不娶,也还是稀松平常。这个道理,其实他们都知道,而且身边的事例特别多。

由此来看,南太行乃至北中国乡村人群的人本观念是极强的。一户人家,生女再多也不甘心,必须有个儿子。这也是一种基于传统的香火意识。当然,乡人也信奉“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”的世俗理念,至今还将之视为一户人家有无“能量”的基本标准。

按照乡俗,初二要去舅舅、姑姑和小姨等亲戚家拜年。可惜,前些年,我的两位舅舅先后没了。母亲的娘家,现在只剩下二妗子。给她拜年时,我特意看了看大舅住过的房子和院子,一派萧瑟,脑子里又出现那位个子高大、一见到我们这些外甥就咧嘴大笑的那个中年男人。他为人之好,使得大姨、母亲和小姨感念不止。大姨去世了,母亲和小姨说起大舅来还是泪眼婆娑,悲伤不止。即使熟知他的邻里,提起他,也是赞不绝口。

这是人格的力量。大舅这样的人,可以称之为乡贤了。母亲常念叨,十里八乡,只要人说曹三君(大舅的名讳),大人小孩,都要给三分面子。他从不找事和欺负人,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, 能帮的尽量去帮,不能的好言相劝。对母亲、大姨和小姨,还有二舅,只要有事,他第一个站出来。我们家盖第一座新房时,大舅自己掏钱跑了20多里路、从武安某地买好大梁送到我们家。一提起大舅,小姨就抹眼泪,说这么多年来,自己受了委屈,都是大舅安慰她。遇到想不开的事, 也是大舅开导她。

中午,聚在小姨家吃饭时,与表哥、表妹夫聊起来,也是说些现象和难题。大表妹的几个孩子都大了,闺女要嫁人,儿子要说媳妇。还有要命的生计问题。作为农民,永远都需要自己养自己,这是一种自由,也是代价。因此,多数农民还是希望能够委身于企事业单位,倘若能进入政府机关,肯定以为祖坟上冒了青烟,多少辈子积的德。说到儿子娶媳妇,表哥叹息。他说,现在男孩成婚代价吓死人。大闺女和她的父母家人,要求男方城里要有一套房子,再小也算。还要有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私家车。村里房子也要一座。另外再加彩礼10万到20万之间不等。这样盘算下来,把一个媳妇娶回家,在120万元左右, 还是最普通平常的。一般人家一年收入以20万元纯利润计算,也要六七年的工夫。但这里的一般人家的收入,也就是四五万左右,这还是有劳动力的人家。

娶媳妇是父母的责任,而且是主要责任,这是南太行人由来已久的观念。倘若儿子娶不到媳妇,可能有人会说儿子不好,但主要的舆论矛头还是朝向其父母,说他们没本事,儿子娶不上媳妇。父母也会因此懊悔自责。

20年前,南太行乡村婚嫁有十多万元就够了。现在的情况,使得平常人家难以应付,许多父母因此而一夜白头。市场经济的连续灌入,以经济作为婚姻基本操作杠杆的意识深入到了乡村的骨髓里面。

 

 

 

中国的乡村,在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附庸,而且心甘情愿,亦步亦趋,哪怕不伦不类也要快步紧跟,虽然样子趔趄而又滑稽。从这方面说,人从来都是趋利和甘于被引领的。尤其是中国的农民。在他们看来,被引领是一种荣耀,尽管拙劣甚至蓬头垢面,但也可以在同乡面前,做一番自欺欺人的炫耀。

村民之间,永远都在相互比有没有、多和少、贵和贱。比较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忽略自身实力,且不顾未来。拿彩礼来说,即便是付得起,也都是借来的钱,或者贷款来的钱,最终的还款者,至少有一部分还要落在自己头上。尽管如此,所有的大闺女和其父母,还是愿意如此。否则的话,就觉得自己闺女不值钱,做父母的脸上也没光彩。

这种攀比,直接导致了新婚夫妇婚后的经济负担,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矛盾、分歧,甚至离婚率居高不下。从表面上看,儿子娶了媳妇成了家,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,债权的分割纠葛、夫妻承载经济压力大而生活窘迫、在实际生活中挣钱不易而导致夫妻反目成仇。

几乎人人都在痛恨这种风气,也都意识到此风不可助长,但在实际操作中,又不得不随行就市。不仅如此,适龄女青年的缺乏,也是乡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。有的青年过了婚娶年龄,幸运的,则会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成婚。不幸的,只好看着别人家老婆孩子,生活得滋味百般,自己孤苦伶仃度日。表弟说,这些年来,在外地打工而把对象带回家的,也不在少数。只是,这种远嫁和远娶的现象,到底能够维持多久,他们的婚姻,到底能不能稳定下来?但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年,本村青年男子由外地带回的媳妇,还没有发生过离婚或者逃之夭夭的现象。

在乡村,或者说整个中国,在婚姻上的讲究,其实有些病态,更缺乏庄严感。很多礼节和要求,玩闹的成分太多,以至于结婚成为一种众人的闹剧。我觉得这很虚妄,且充满了戏谑与悲情的成分。可以肯定地说,在大多数的中国乡村, 人们对于生活,尤其是婚姻的要求,仍旧停留在娶妻生子、嫁人吃饭的层面上,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和心灵的沟通。传宗接代仍旧是内在的主题。

这不仅是大环境的问题,也是传统的问题。强调经济增长固然重要,新农村建设也势在必行,但最重要的是其里,即如何改造乡村的道德环境以及舆论环境,当然,经济环境也是必不可缺的。如何更好地寻找和规划乡村的良性发展措施、基础和方向,进而构建一种文明的人文环境,使之具有持久性的经济动力和支撑,这对于农村建设发展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时代之中,农村不应当被排除在外,或者任由其无序发展,而需要将现代化特别是科技的因素, 有效而和谐地植入进去。加强对医疗、教育的高质量的投入、建设和培植,使之具备良性的、与城市对等的条件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。而其根本,还在于教育。唯有文化的自觉和长进, 才能使得整个乡村在人心和信仰、精神传统上得以递进与循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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